今年6月，我被迫离开工作了4年多的公司。7月，我从北京来到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一个紧邻义乌的工业小镇。我的父亲在这里的一家树脂工艺品厂打工，这是他人生的第三份工作，也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
正月十四，从湖南常德到浙江金华，他连夜坐了16个小时的硬座，下了火车，又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来到这里。十天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30秒的视频配着一首苦情的打工歌，随手记录了他的工作环境，配文“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得知我要去看他，他先是反复拒绝，表示“没什么好看的”，后面拗不过我，又给我连发了几条语音，叮嘱我要穿好一点的衣服，“别穿怪头怪脑的” “多看看别人，别人穿什么你就穿什么”“最好穿长裤，腿毛露出来不好看”……
这些叮嘱概括了他的前半生：一个极其渴望融入而不得的男人。
一
下午六点多，我在工厂门口见到了我的父亲。那时他刚刚结束白班，快速冲了个澡后出来迎我。七月的浙江，傍晚也酷热难耐，身穿深色长西裤的他跟周遭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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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不见，父子俩相视无言。我跟着他穿过一大片垒得高高的纸箱，来到了他的宿舍。
宿舍是双人间，房间里紧挨着摆了两个铁架子，外面是上下铺，放着他的行李和杂物，里面是单人床，对着一张矮小的桌子。他掏出几个树脂小人摆在桌上，“都是我们厂里做的。”
剩余的空间里，刚好够一人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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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位于一楼的最边上，紧挨着公厕和洗澡间，外面地上的泥水印满了脚印，难闻的气味若隐若现。我难以想象，这漫长的梅雨季，一向爱干净的他，是如何熬过来的。工厂免费提供住宿，但要求两人住一间，由于没有别人愿意住这里，他需要每个月向工厂支付100元的差价。
他的月薪是6500元，前提是每个月必须干满307个小时的工时。我算了一下，如果正常双休，那他每天需要工作14个多小时。不过还好，他只在每月1号有一天的假期。
“你签了合同吗？有五险一金吗？”我问。
“熟人介绍的，签什么合同？五险一金……一把年纪有人要就不错了，”他说。
刚坐下不久，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老家的事：谁家发了财，谁家换了奔驰，谁家修了新房，谁家孩子又生了二胎。他一边催促我结婚，一边让我年底前买一辆车放在家里，即便我不回家，即便我在北京用不到车，但镇上别人家都有了，我们家也要有。
“我不想让别人讲我的儿子没用，”他说。
“你一天天过得这么苦，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只要别人羡慕你，自己天天在家吃咸菜也没关系？”我说。
“吃苦在前，享福在后。”
“你有没有想过，人就活这一辈子，可能你吃了几十年苦，还没来得及享福就走了。”
“走了就走了，至少别个评价我好。”
二
1969年，我的父亲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中桥村。从小学习好的他高考失利，爷爷奶奶劝他复读，他拉不下脸，赋闲在家待了两年。村里的书记知道他成绩好，人又老实，给他介绍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
1990年，他经人介绍与母亲成婚。婚后不久，他入职信用社，成了一名信贷员，负责本村和临近几个村的放贷收储工作。不过，我父亲并非正式员工，那时各乡信用社的信贷员分正式员工和编外员工，数量大概五五开，虽然他和正式员工干的是一样的活儿，但他们没有五险一金。
“那时候正式员工基本上都是接班，”他说。
在那个“信用”还未普及的年代，像我父亲这样的农村信贷员，是一个普通农民从正规渠道借钱的唯一途径。农民借钱总是跟着种田的节奏走，买农药、买化肥、买耕田的工具……理由无外乎这些。数额也不多，通常是几百块，多则两三千，再多就需要我父亲向上申请了。
农民没有资产，一个人能不能借，能借多少，全凭信贷员对村里人的了解，或者现实一点，凭他跟信贷员关系的好坏。村里的男人赌博成风，借据上写着购买农具，实则借钱上赌桌，这是常有的事。不过我父亲胆小怕事，从不借给赌博佬。
每次借钱，需要带上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盖上章，信贷员才能把钱交到你手上。信贷员没有底薪，每年年底发一次工资，这一年收了多少存款，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多少利息，决定他能拿多少薪水。
“我在我们乡拿过优秀业务员，不过我们乡离县里近，他们存钱都喜欢去县里，加上有钱人少，在全县的业绩排名比较靠后。一开始我一年也就千把块钱，后来两三千、三四千……钱不够花，也会去找点别的事做，”他说。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一边长大，一边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出入我家，莫名感觉我父亲在村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进入新千年后，上面要求每年的放贷年底前必须结清，不然就扣除相应的工资。为此，我父亲偶尔会自己掏钱垫上。
2006年，信用社将全县所有编外信贷员的职位改名为“联络员”。紧接着在2007年，信用社突然跟全县上百名联络员解约，按200元/年的标准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当时有人追问养老金的事，后来也没了下文。
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他干了18年，最后收到赔偿金和工资一共7385元，他高兴坏了。
三
“这个月工资多给我发了几百，怎么办？”从我父亲那儿离开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出纳请假了，拖了几天没发工资，我去找老板，他给我转了6500，但这个月是淡季，没上满307个小时。”
“你就装作不知道，等他问你要的时候再给他呗。”我说。
“那他不会觉得我人很狡猾吗？”他问。
去看他的第二天，我请介绍他来这里的远房表舅吃了一顿饭。这几年我父亲没什么正经工作，常常是哪个工地要人就去哪里，每次过年亲戚们聚餐，没人在意他说了什么。于是这位表舅在饭桌上吹嘘自己在浙江的打工生涯时，禁不住我母亲的鞭策，我父亲二话不说便买了火车票决定跟他走。
几乎同时，另一个表哥来年不想在长沙跑出租了，也计划晚一周去浙江。表舅表示，他是技术工，只能带一个人，打算带我表哥，正好他们年纪相仿，而我父亲年纪大了，只能当杂工。我父亲听了，满脸涨得通红，“虽然我55了，你随便问谁，我干起活来不比任何年轻的差！”
我们约在表舅选的烧烤店，父亲依旧穿着他的深色长西裤。晚上九点多夜班结束，表舅和表哥穿着统一的工服走了进来。打完招呼，表舅撩起工服，露出肚子，跟老板点了一些烤串，又要了一箱啤酒。看得出，他是这里的常客。
“你们还有工服啊？我爸怎么没有？”我问。
“我们是大厂，你爹在小厂，我们厂里今年不要杂工了，还好这里的老板我都认识，卖人情给他找了这个工作。”表舅说。
接着他介绍起他们厂里的业务，主要做美国队长、蜘蛛侠之类的手办，“这玩意儿可贵了。”我问他这些手办都会销往哪里，他说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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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爹人老实狠了”，表舅说，随后转向我爹，“我让你莫问老板，你还当着其他人问，当时我都跟你老板说好了，一个月6500，你只要按时打卡，干多干少都是6500。”
“不是的，我问了，要干满307个小时才能拿6500，这个月效益不好，只能拿五千多。”我爸说。
“技术工才算工时，你是杂工，都是拿死工资。你不问还好，问了他肯定跟你少算，这点人情世故怎么不懂呢？”表舅用手点了点桌子。
“我晓得，别的厂有拿死工资的，但我们这个厂就是按工时算，你一开始就是这么谈的，”我父亲脸色开始泛红，“莫讲了莫讲了，没意思。”
“我在这里干了十几年，好多老板见了我都要礼让三分，我还不比你了解？”表舅说。
我赶紧从中调和，让表舅多多关照我父亲。但我其实知道，这都是空话，在我父亲那个厂里，他是唯一的常德人，平时他跟工友交流都费劲，谈何关照呢？
晚上睡觉前，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工作。生产树脂工艺品大致分这几个流程：第一步先做白坯，再抛光磨底，接着补坯，然后给坯喷漆，再上彩绘，最后就是包装出库了。不过我父亲的工作不在其中，这些都是技术工，他的工作早在所有流程之前，又藏在这些流程之中。
早上7点半，我父亲一个人推着推车走到工厂的电梯，推车上是一个450斤的大铁桶，里面盛了满满一大桶树脂。他将树脂运到四楼打料房，开始一天的工作。通常他一天要打三次料，每次需要两桶树脂，搭配15包石灰。夏天太热，打料房全屋密闭没有空调，流汗的身体总是容易粘上石灰， 他怕热戴不惯口罩，树脂难闻的气味和石灰粉尘肆意飘散，抢着跑进房间里唯一呼吸的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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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料，他还负责洗坯、清扫、搬运等一切杂活。像他这样的杂工，厂里只有两个，但另一位因为同乡的关照从不打料，只做轻松的打孔工作。他的同事里，有上至60岁的大爷，下至18岁的小姑娘。一天下来，技术工也好，杂工也罢，每一个人的头顶上、耳朵里，都平等地粘上了白白的灰尘。
四
1996年，我父亲开始了他的第二份工作，成为一名摩的出租司机。
信用社的那点工资终究养不活一家人，家里争吵不断。母亲总嫌他胆小，别的信贷员总会想办法把钱借给自己，用借来的钱做点生意，而他怕出事从来不干。结果2007年信用社遣散信贷员之后，那些之前借了钱的，信用社也没怎么追查了。
“之前有个正式员工借出去十几万，后面收不上来丢了工作，现在人已经在国外了，”他说。
农村人的谨小慎微，让他一直不敢做任何需要投入大量本钱的事。不过跟着爷爷四处帮人插田割稻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谋生，他咬牙花了4380元重金，买了一辆南方牌摩托车。那时候村里都是破烂的泥巴路，拥有一辆摩托车还是稀罕事。
信用社工作不忙的时候，他就和其他人一样，把车停在镇上通往村里的十字路口，暑往寒来，接送来往的村民。一开始一天能挣一二十块，他骑车稳当，也不随意喊价，村里人都喜欢坐他的车。
跑出租挣钱不多，但也勉强够用，他就是靠着一单一单的车费，满足家里的日常开支，供我和妹妹上了大学，又盖了个三层的新房。这其中的艰辛和种种波折，我也是这次和他聊起，才终于了解。
摩托车很贵，他平日都是百般呵护，买来第一年才开了几百公里，就出了大事。村里有位叔叔出门借他的车，那天刚下完雨，路上全是很深的淤泥，他又喝了点小酒，迎面撞上了一辆中巴车，摔断了腿，摩托车也被扣了一个多月。那时农村跑出租还处于灰色地带，第二年他又因为没上户没有驾照被交警扣下，花了一千多块办证。
不过比起下雨下雪都要出车，这些都是小事。夏天酷热，等单的时候，他就把车停在树荫下睡觉。后来轿车开始流行，摩的生意越来越差，空闲时他就和其他的摩的司机打打小牌，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他一直跑到了2016年。这第二份工作，他干了20年。
他对这份工作很满足，后期他不怎么跑出租了，也时不时会有村民打电话叫他出车。每次过年回家，他总会用类似的话打开话题，“前几天接到你初中同学小赵，你还记得吗？没想到他记得我，我说不要他的钱，他还多给了我20！”
在浙江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又想起了他的老本行，“我想了好久，做别的都要本钱，等我回去可以买一辆慢慢游，现在农村都是老年人，就做他们的生意。慢慢游好，慢慢游有顶，刮风下雨都不怕。”
五
在黄宅镇打工这半年，我父亲每天5点起床，洗漱完毕后去买早餐，吃完又在床上小睡片刻，等待上班。他的一天被划分成三个班次：上午7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半，晚上6点半到9点半。下班后躺在床上刷短视频，是他唯一的娱乐活动。
每个月他只给自己留了1000块生活费，其余全部打到母亲的卡上。而这1000块里，话费占了100多，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高，他的流量总在超支。出门在外，他成了网瘾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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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和晚餐他都在食堂解决，从不跟工友下馆子改善生活。6月份离职后，我去了一趟东南亚，他在朋友圈看到我旅行的照片，私信我说，“你这趟的费用，我要干两个月。”接着他又发来一段视频，空荡的食堂里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放着四个小碗，分别装着一碗饭、一碗粥、一块肉和一个鸡腿。看到这段视频的我，顿时游兴全无。
晚上吃完烧烤，躺在他宿舍硬邦邦的床上，我又想起这件事，质问他，“你是不希望我过得好吗？”
“不是的，钱要花，但要花在正途上，你现在还没结婚……”他说。
我打断了他，“你是说赚钱只能花在结婚买车买房上？”
说着说着，风扇停了，窗外的灯也灭了，几乎是同时，我身上的汗一颗一颗往外冒。停电了。过了半个小时，仍然没有好的趋势，我赶紧订了附近的快捷酒店，又叫了车，带他逃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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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的晚上
酒店不贵，不到200一晚。走进房间，我父亲的第一句话是，“这辈子我就住过两次宾馆，上一次还是2008年和你舅舅去郴州抗冰灾……住一晚上我要干一天，你把钱给我多好。”
离酒店不远，有一个名为“江南第一家”的景点，景区内用不同的字体写满了“孝”字，不知道当地人对于孝顺的理解是什么，此时此刻，我父亲有他的理解，“你来看我，请我下馆子，带我住宾馆，这些都不算孝顺，因为这些别人都看不到。你要孝顺，就做一些大家都能看到的事：花钱把家里装修好，买一辆车，赶紧结婚生子……”
“你结婚生子了，你幸福吗？”我问。“你不要看我，你会幸福的。你妈动不动就给我发短视频，上一条还说，现在的孩子不愿意结婚，都是因为父母提供不了足够的支持……”他说。
我又打断了他，“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很快乐，我不结婚也很快乐，我不需要你为我牺牲自己。”
“你怎么证明你过得好呢？你不做这些，别人都瞧不起你。老家人人都很势利，我在亲戚面前说话，从来都没人接话。”
“你就活这一辈子，为什么要活给你讨厌的人看呢？”
“你就算能改变我，你能改变所有人吗？”
六
在酒店的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如往常一样，早起去工厂上班。下午，我让他在酒店大堂等我，一起去下馆子。我走下楼，大堂里不见他的踪影。透过大门的玻璃，我发现他蹲在门外的台阶上，穿着那条深色长西裤，瘦削的身体在对抗烈日的余温。
“屋里凉快，你咋不在屋里等呢？”我问。他没有回答。
我父亲这半辈子，活得就像他坚持要穿的那条深色长西裤一样，他以为男人这样穿体面，但他周遭的男人都穿短裤、打赤膊。他老实木讷，不爱社交，做不了赚大钱的事。他更喜欢在家擦桌子扫地。他不抽烟、不喝酒，但他总会叮嘱我在身上放一包烟，逢人就递上一支。村里人总评价他“像个姑娘家一样”，我母亲也常说他“不像个男人”。
男人可以不结婚、不“主外”，人可以不像多数人那样活，是我父亲想都不敢想的事。
其实他这辈子，远远不止干了这三份工作。2008年正月初二，他去郴州抗冰灾，100块钱一天，他干了20天；2022年，他去浏阳建宿舍楼，因为疫情被关了一个多月； 2021年，他顶着烈日给我的母校汉寿一中盖新校区，腊月二十九下大雪去讨薪，至今还有一两千没要回；他走遍湖南各地，修过医院，盖过火葬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
我评价他说，“你很能吃身体上的苦，但吃不了一丁点精神上的苦。”
在酒店的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二人生平第一次真正交心，我听他倾诉内心的孤独，第一次见他嚎啕大哭，嘶哑着轻声喊出，“我有时候真的想死了算了。”
不过这几天听说我要写他，他又兴奋地问我，“会有人给我捐钱吗？”
我说，“你想多了。”
我该如何结束这篇文章呢？我想了很久，越来越发达的社交，在逐渐拉平不同个体的欲望，但却永远无法抹平他们抵达欲望的能力。人人都在向往好的生活，但几乎人人都深陷其中。我父亲痛苦的源头，有性格的，有性别的，也有阶级的。
作为他的儿子，我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活呢？”
不过我也知道，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也足够沉重，重到让多数人都开不了口。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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