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曾授予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将军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庚、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中共军队是击败日军的中流砥柱”。依此逻辑，中共的这十大元帅以及将军们必是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军队“浴血奋战”，否则不会赢得如此殊荣。可惜，当我们翻阅历史档案时，我们几乎没有在抗击日军的正面战场上看到这些元帅和将军们的影子，偶然现身的一两个元帅也不过小小地打击了日军的侧翼部队。那么，这些在中共的媒体和教科书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和将军们，在8年抗战中究竟身在何处？究竟在干些什么呢？不妨先看看他们中一些主要人物当时的军衔。
人称“朱老总”的朱德，在西安军事政变、国共联合抗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由4万多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习惯称“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师长和政委，后罗荣桓任第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贺龙任第一二○师师长，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任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徐向前任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陈毅则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注：新四军也是由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
显而易见，中共建政后的十大元帅除了陈毅在新四军任职外，都在八路军担任军职，而十位将军也不例外，只不过那时的军衔较之低了一些。如张云逸、粟裕先后是新四军的副军长。
无可否认，不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在名义上都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的，而且最初也是由国民政府提供粮饷的。基于此，在抗日战争中，它们理应是和国民党同心合作，抵御外侮，并在作战安排上听命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然而，可叹的是，八路军唯一的一次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是在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战役，而且打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中共后来所谓的“平型关大捷”完全是其自吹自擂。
太原会战是1937年抗战初期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历时近两个月，国军投入约30万兵力，日军投入约12万兵力.该会战由两个主要战场构成，一是晋北战场，一是晋东战场。晋北战场包括广灵、灵邱战役、平型关战役、淳县平原战役和忻口战役。
当时参与平型关战役的是国民党第十五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均调归山西的阎锡山指挥，主要任务是负责巡守平型关以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第十五军长刘恩茂率部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军部则驻在平型关后小冶镇上；左翼是第三十三军，占领大小石口阵地，而八路军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因此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中共军队的影子。
在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时，林彪的第一一五师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并在蔡家峪袭击日军辎重队四百多人后逃跑，致使左翼雁门关战场出现空档，使日军迂回威胁平型关国军的后方，导致该战役最终功败垂成。
而中共为了掩饰他们的逃跑，竟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夸大击毙日军人数，欺骗世人。更为可笑的是，1992年聂荣臻死时，杨尚昆发表的悼词中居然称是聂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并取得了“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因为林彪的“政治错误”，中共的历史也要被一再修改了。
中共吹嘘的另一个战役是“百团大战”。1940年8月，当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时，驻守在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第二战区的作战命令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下，由彭德怀主导发动、指挥了针对华北日本占领军交通线、据点、封锁沟为主的进攻战役，投入了105个团，俗称“百团大战”。实际战果并非是如中共宣传的那样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反而是日军损失较小，中共损失不小，还引起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使中共二、三年来艰苦建立的所谓“抗战根据地”几被扫平，致使许多无辜百姓为日军杀害。彭德怀后来因此遭到毛的批评，指其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大罪恶”。
也是，为了欺世盗名，除了吹吹“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和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八路军确实也没什么可夸耀的了，此后国民党的21次会战和重要战斗，中共是连个影子也没有见到。当然，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不抗日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后，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借国民党抗战之机在晋察冀鲁豫开始了扩张，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而且更为可恶的是，不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偷袭国军。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部分单位退守延安，朱德亦回归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在朱德的命令下，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种植了大量鸦片，并卖到日统区和国统区，为中共的生存提供了资金保障（参见《南泥湾遍地到底都是啥？》）。
身在延安的朱德开始关心文艺问题，不仅应邀到鲁艺作报告，而且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更是“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其观点就是“文”与“武”是革命战车的左右双轮，缺一不可，革命文艺要配合民族解放战争。此外，朱德还多次观看文艺演出，并颇有闲情逸致，创作了30多首诗歌，其中的《游南泥湾》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朱德难道不知道南泥湾种的是鸦片？谁会相信呢？
在朱德回到延安后，彭德怀在山西代理北方局书记一职，后在整风运动中遭到了薄一波的批评，彭德怀和罗瑞卿拒绝接受批评，双方被调回延安整风。
而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的林彪在1938年3月2日被哨兵误伤脊神经而赴苏联疗伤，1942年2月才回到延安。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则在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所谓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在与日军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这再一次成为中共炫耀的资本。可是同国民党打死了126名将军相比，这又有何挂齿的呢？同国民党一个又一个直面日军的大仗相比，这样的“游来游去”、打不过就跑的战略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此后，取代林彪和聂荣臻任一一五师政委和代师长的罗荣桓继续率部在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为中共的扩张尽心尽力。
与此类似的是，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在太行山一带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根据英国雷震远、雷鸣远神父所写一书《内在的敌人》披露，1940年3月，“皖南事变”前10个月，盘踞于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八路军施展阴谋诡计，突袭全歼了抗日国军三个军共6万多人，却没有动50英里外的日军。而蒋介石却为了在盟国面前保全中国人没有内哄的面子，对此事不予公布。据悉，袭击国军的正是刘伯承部。书中还记载，雷鸣远神父曾被中共俘获，当蒋介石要求八路军放人时，中共却矢口否认，后来蒋威胁朱德说，如果不放人，他将派兵攻打刘伯承部，这样朱德才不得不下令让刘伯承释放了雷神父。因在被俘后遭受虐待，雷鸣远神父在被蒋介石专机接回重庆后不久去世。
而一二○师师长在师长贺龙的带领下在山西西北、冀中平原一带建立根据地。1939年，在齐会战斗中，贺龙六千多兵力也没有击败只有八百多人的日军，反而自己伤亡近两千人，日军100多人逃出包围圈，贺龙本人也在战斗中了日军的毒气弹而负伤。由于其在战术上的拙劣和扩张的不得力，1942年，他被调回延安，担任了一个闲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至于陈毅，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北上逃跑之际，留在了南方打游击，并在皖南事变后被任命为代理军长。他继续秉承不抗日的主张，而是致力于扩大发展，其1万多兵力在抗战结束时居然达到了30万。新四军在后期更成为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的中转站。
最后说说叶剑英。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抗战爆发后，成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代表。他运用自己的口才说服了蒋介石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1937年11月，随着日军的逼近，叶剑英撤离南京来到武汉，并同周恩来、王明等人一起鼓动青年前往延安，还利用各种时机策反国民党军队和将领。
1939年，叶剑英来到衡阳，游说国民党举办南岳游击培训班，并藉机宣扬中共，使一些对中共并不了解的学员对中共充满了好感和幻想。对此，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在一次学员“朝会”上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反驳并讽刺道：“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
在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同样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高声批评国民党。很想知道，说上述这番话和批评国民党的叶剑英是否为中共的一系列不抗日而打国军的卑鄙行为脸红呢？是否为国民党、蒋介石在遭到中共的强词夺理的指责后仍不加之罪而感到敬佩呢？
1941年，叶剑英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其建议下，建立了中共各地的情报网。在整风运动中，他坚决支持毛，并批判王明。后来，他还向来访的西方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宣扬中共，诋毁国民党。
就在朱德尽显个人在文艺上的喜好时，就在聂荣臻、刘伯承等人努力在日军后方拓展据点时，就在叶剑英毫不顾忌地当面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时，国民党的抗日依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枣宜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滇缅作战……国民党的将士谱写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悲歌！而国民党共有200名将军在抗战期间殉国！
中国的抗日战争谁是中流砥柱，从中共将军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所谓的“功勋卓著”不过是靠打国民党而挣来的。靠着中共如此的小打小闹，就能赶跑日本人难道不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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