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如何看待？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三个可供参考的认识框架，并对其中的解释力和问题进行了分析。也许，这三个框架对于认识当前的现实，都并不完全合适，但看看已经有了一些什么样的认识框架，对于我们还是会有帮助的。
现将这三个框架梳理如下，再加上我自己对每个框架的思考，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1、重商主义与贸易战的框架
丁学良：距今最近的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
丁学良：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为分析基准的：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像体育比赛而是像战场。行为国增强本民族国家的实力是其不变的目标；尽可能出口产品以赚取他国的硬通货是其手段的“阳面”，尽可能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是其手段的“阴面”。阴阳两面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行为国难以和他国合作共赢。
丁学良：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实行的就是这个大战略。在战败之前，日本决策层同时抱有以军事手段在国际上谋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战败后再也不愿意重操此道，于是以经济贸易手段来谋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唯一的富强之道。
孙评：贸易摩擦或贸易战是当今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事情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过去动辄就刀枪相见的冲突形式的一种替代。与后者相比，这毕竟文明多了。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不少人也是以贸易战的模式来进行分析，其中不少是拿当初美日贸易战作为具体的例证。
但丁学良教授认为：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差异。贸易战源于重商主义的贸易框架。而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但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丁学良教授这里分析的是贸易战本身。但这里最大的区别恐怕是在于贸易摩擦发生的环境：当年美日的贸易纠纷只是单纯的贸易或经济问题，而中美的贸易冲突则带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因而两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会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考量。
在美日贸易摩擦发生的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之中，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虽然在经济上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但并不构成对美国更大的威胁。而中美的贸易争端则不同。在谈贸易战那篇文章中，我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贸易战是美国战略思维发生变化的产物。中美贸易争端，是在自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西方自身遭遇种种问题，而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体量又很大，这就使得这个问题以一种更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意味着，这种贸易战的风险更大，双方回旋的余地更小。因此，在对待和处理这类贸易争端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小心，至少尽量要避免将其他因素掺杂进去。贸易战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因此，这时需要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务实态度。即使不单纯是贸易争端，但将其作为单纯的贸易争端来处理，恐怕是一种智慧。
现在看，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战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提出产能战争这个概念，是想将其与我们一般所说的贸易战区分开来。一般的贸易战，往往是由贸易不平衡导致的，往往是就事论事的。而产能战争则是在世界产能全面过剩背景下更根本性的经济博弈。
2、冷战的框架
丁学良：这个框架来自于当年的美国与苏联之间或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挑战方对抗西方，是认定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这套价值观的政治社会制度，既是邪恶的，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挑战方不惜以一切手段来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灭亡，包括宣传战、情报战、经济技术竞争战、代理人战、直至必要时全面热战。灭掉西方制度后，挑战方将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成套制度推广至全世界，也即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孙评：我一直不太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这里首先当然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但在事实判断之外，可能还有一个主观价值的问题，即很担心过分渲染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的误导，误导到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严重损害的冷战陷阱中去。
就客观的因素来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与当年美苏冷战时的情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丁学良也指出：那个时代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全球各地不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枪炮对枪炮、核武对核武。而当今中美两国的情况则与此明显不同。尤其是没有那时的两大阵营的对垒。
应当看到，在苏东剧变之后，意识形态的退潮，实用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虽然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带有体制和模式的因素，但利益与务实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两种体制、两种模式的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会夹杂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警惕一种类冷战现象的发生。
就冲突和矛盾的性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宗教的与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的。其冲突的强度依次降低，回旋和缓和的因素依次而增加。宗教与种族的冲突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特点，很难化解。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也经常是难解难分，但相对前者而言，理性的程度还是明显增强。而利益的冲突是相对比较容易驾驭的。如前所述，类冷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避免陷入类冷战陷阱，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的事情做好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2022年我提出大拆解的概念。对此，最近有四件事情耐人寻味。第一，关税，美国加了，欧洲即将。可以联系前面说的产能战争，来理解这件事情的含义。第二，俄乌战争的转折点，可以戏称为一次新的诺曼底登陆。第三，从香会到和平峰会，一系列不寻常之处。第四，伊朗和叙利亚可能的转向。也许是大拆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变。
3、大国竞争的框架
丁学良：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格局。名著《极端的年代》作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此勾勒得简明扼要：“对英德两大竞争国而言，天际才是它们的界限。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的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地位，如果德国意愿得逞，国势已经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法国同样攸关生死：它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资格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于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总体战爆发了。”
孙评：与冷战的框架相比，大国竞争的框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因素，而只是把这种格局看作是大国利益的竞争，或者是对世界影响力与支配权的竞争。
尽管对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存在不同的判断，但两国实力越来越接近，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陷阱的发生带有某种必然性。从历史上看，这种竞争往往是残酷而惨烈的，最后往往是以军事的方式解决。但要看到，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哪个大国，还是整个人类，已经不能承受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会带来的结果。因此，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实现这场竞争，相信这一次能找到比前人更智慧的处理方式。
要看到，这种竞争，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比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谁不犯大的错误。当年苏联崛起，美苏对抗凸显的时候，美国著名战略家凯南曾经为美国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路：以价值观和建设性的行动作为竞争的手段。这就是遏制战略的思想来源。正因为如此，有人怀疑，在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思维中，是否闪现着凯南的思想幽灵。美国在世界上收缩，坚持美国优先，就是明显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陷入冷战陷阱，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哪怕是现实中有这样的逼迫因素。换句话说，谁能够将自己的事情做好，谁能够获得人们更多的道义上的认同，谁就将是最后的胜者。
其实，对于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人理解也不一样。班农就明确地说，现在我们有两派人，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和鹰派（点了点自己胸口）。班农说，这些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弄出了一个的新理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他们认为，要避免战争发生的关键是让两国共同协作。而核心论点是衰落中的大国的精英们的任务是要对衰落的过程进行掌控以避免冲突的爆发，把这个新兴大国推向好的方向，从而让它更好地善待这个衰退大国。显然，在班农的眼中，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另外的一番含义，这种观点也是美国极端鹰派的思想基础。
另外的一种看法也很有意思。前些天流传一篇文章《冷战不会到来，但这不是好消息》。文中采访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时，他表示：“现在不是冷战，因为有意识形态才有冷战，而今天意识形态不是重要因素。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那种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就是俾斯麦玩的那种游戏。美国、中国、日本、俄国、欧洲，五大势力现在很接近这种状态——全球的力量平衡游戏。”力量平衡的世界危险还是冷战的世界更危险？加迪斯说，他也没有答案。
我一直不赞成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解释中美之间的对抗。但这个框架对于理解其间的博弈过程，特别是不好回头的现象，会非常有意思。我以前曾经把修昔底德陷阱展开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具体的博弈，以及可以犯的基本错误。
上面梳理的三种框架，不代表立场和判断，只是提供认识和思考的框架。无论对什么事情，清晰、冷静、有条理的思考都是最重要的。
赞(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