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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娲人口研究｜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

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
育娲专家团队

2024/2月

摘要
本报告的2022版发布于2022年2月，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20》有关全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育儿费用。本报告的2024版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来重新估算各种育儿费用，并重点更新了有关女性生育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本报告参考了多篇有关论文的研究成果，详见末尾的参考文献。


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人均GDP为85698元人民币。按照本报告的估算，2022年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312元，这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18岁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按照本报告的定义，“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与“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18岁”是同义词。

表16是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由于表16的数据年份不完全一样，所以只能作为参考比较。从表16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08倍，美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4.1倍，而韩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7.79倍。

中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在表16所列出的国家中，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2年生育率仅有0.78。

表16: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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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数据来源所限，具体数据的年份不完全相同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总的来说，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倍数越高，意味着养育压力越大，因此生育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从表16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1倍，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仅为1.1左右呢？因为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其实只是一个城市。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为1.05，但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大城市的生育率远远低于农村地区，例如，2022年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仅有0.7。

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

由于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表17:部分国家和地区2011年15-64岁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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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所列出的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男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近十多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1，根据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

例2，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3年开展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个，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和普通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9、1.83和1.95个。

例3，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

例4，2022年1月20日，在国家卫健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OECD的理想子女数没有列出日本和韩国的数据。但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无论是OECD的数据还是中国的数据都显示，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理想子女数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山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生育成本过高，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

11、中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

当今中国不但生育成本过高，而且结婚成本也过高（农村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价彩礼，城市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价），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根据民政部数据，中国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的1346.9万对下降到2022年的683.5万对，九年间下降了一半左右。

在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很普遍。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2019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平均是41.3%。其中，法国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高达60.4%。但在中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很低，所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必然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2年下降到1051.756万人，连续九年下降。

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80后（出生于1980\~1989年，依此类推）存活人口有2.15亿，90后存活人口有1.78亿，00后存活人口只有1.55亿。

其次是由于结婚成本升高、工作压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当代年轻人结婚意愿普遍下降。

另外，由于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现象比较普遍，这也是导致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这3000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12、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

2023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左右，处于世界最低之一。如果不能提升现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迅速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9%。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

自从2021年5月底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一，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并详细解读攀枝花市《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其中，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例二，2022年9月，伊春市卫健委、财政局印发《伊春市育儿补贴金发放制度(试行)》提出，育儿补贴金的发放要求是夫妻双方均为伊春市户籍、在伊春市本地工作生活的城乡居民。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按政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10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三周岁。

例三，2023年1月，济南市委、市政府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对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妇女每月加发200元育儿生活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例四，2023年8月，杭州市卫健委发布《杭州市育儿补助实施办法（试行）》，根据这项政策，杭州市的生育补助分为孕产补助和育儿补助两类，采用一次性发放现金形式。孕产补助方面，怀孕（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怀孕（生育）三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育儿补助方面，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0元。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对于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养育成本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实力给到实质性的养育负担的减轻。我们建议，全国层面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13、减轻生育成本的具体措施

具体来说，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种：

1）现金和税收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根据OECD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德国1.08%，日本0.65%，韩国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体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18岁或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2）购房补贴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74和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

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以外，还需要对多孩家庭买房补贴的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3）增建托儿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8.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2.6%。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我们建议把3岁以下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3岁以下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万个孩子。

以上三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GDP的5%左右,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

我们做了各个国家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于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差不多，所以中国需要把1.05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1.6就需要比他们更高的鼓励生育的力度。5%的GDP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1.6左右。虽然离更替水平还比较远，但是低生育率问题至少不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

除此以外，我们还提出以下几项鼓励生育的建议，有些项目只需要较少或者不需要的财政投入，但是却需要在观念和法律上的调整，效果不如前几项大也没有那么快，但是由于中国的生育率问题太严重了，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目前我国的产假规定是：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可增加产假15天。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份都已通过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

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的产假和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3%左右，每年多生30万个孩子。

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

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

但在中国城市，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经验的保姆月工资已经上万。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雇佣来自东南亚国家保姆的工资就会低得多，会让这些家庭节省不少费用。

以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13年平均每三个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个家庭雇佣外籍保姆。2019年中国香港共有外籍保姆39.9万人，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21.9万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有17万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资为每月4630港元，平均工资为4765港元，相当于4000元人民币左右。按照中国现在大城市保姆工资平均10000元来计算，每个保姆可以为服务的中国家庭每月节省6000元人民币，每年节省7.2万元。中国香港只有750万人口，雇佣的外籍保姆近40万人。中国大陆如果引进300万外国保姆，相当于每年为这些家庭总共节省2000多亿的费用。

从人才引进角度，中国也应该更大力度的促进各类人才引进，尤其是为海外华人回国发展创造便利的条件。不过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对于国际人才吸引力可能远远不如美国。移民不太可能成为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尽管如此，为了促进交流和降低用工成本来说，有必要更加开放地接待各种人才和外国劳工。引进大量临时的外国保姆，可以对降低生育成本有直接的作用。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万个孩子。

6）推广灵活办公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企业被逼实现远程办公，全球掀起了一股远程办公的潮流。亚马逊，微软，谷歌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三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通勤的拥堵，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升生育率。

混合办公模式，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本来很重的育儿压力。特别是对于有小孩的女性员工，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每周还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职业女性，可以更加灵活的分配时间，更多地陪伴小孩和家人，从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广混合办公模式，可以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4%-10%，每年多生40万-100万个孩子。

7）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8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1.3%，经合组织成员国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0.7%。法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是60.4%，远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比例。美国非婚生子比例是39.6%，略低于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

世界上很多国家出台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未婚妈妈和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例如，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样的家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民法典规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北欧国家的女性结婚率比日本还低，但却维持了较高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 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让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

在中国，虽然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实际上，由于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妈妈（或单身母亲）在职，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也无法报销。很多地方规定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向公安部门提供出生证明、结婚证等相关资料。未婚妈妈或者离异后生育的女性，因为没有结婚证，也就无法在孩子出生后为其办理户口

我们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以及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口。我们并非鼓励非婚生育，而是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中国目前没有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统计数据。如果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估计非婚生子女占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会提升2%，按每年出生人口1000万来计算，相当于20万个孩子。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万个孩子。

8）允许辅助生育技术

当今社会，许多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他们想要孩子，就需要辅助生育技术的帮助。另外，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学位，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高学历的女性，倾向于推迟结婚，或者选择单身。对于30多岁还未结婚的女性，他们也需要生育技术的帮助，如冻卵和人工授精，来实现有孩子的愿望。

但目前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事实上，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采用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2012年美国率先对女性开放冻卵服务。2014年10月，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Facebook宣布，将提供冷冻卵子费用作为女性员工的一项福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近年来出生人口中，有2.1%的出生人口是采用了辅助生育技术。以色列是当今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就已经在以色列得到推广应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生育诊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45岁以下妇女提供几乎全额辅助生育技术补贴的国家，适龄女性无论是否结婚都可享有这种补贴，直到她拥有两个孩子。

其实，中国许多单身女性都有冻卵需求，国内也有许多专业医疗机构具备实施冻卵的技术。但由于国内相关法规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选择在海外冻卵，费用比在国内冻卵高得多。2018年，携程集团在公司内部启动生育福利项目，其中包括为公司女性中高级管理人员提供10万元至200万元及7天年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携程也成为了中国首家提供这项生育福利项目的大型科技企业。

我们建议，治疗不孕不育症的费用应该纳入中国医保。另外法律也要允许单身女性（或未婚女性）平等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按照美国2.1%的使用辅助生育的比例，中国现在采用辅助生育的比例还非常小。如果完全开放辅助生育技术有可能达到同样的比例水平。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万个孩子。

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

除了直接的财务成本，中国家长为孩子升学所花的钱和精力投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部分是抑制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数据上来看，亚洲发达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日本的生育率普遍比欧美国家平均要低0.5个孩子，这和这些国家在考试，升学，择校和补课方面的巨大压力是非常有关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得中国家长的教育压力一点不比这些国家低，有统计中国学生的补课和学习的时间是全球最高的。所以降低升学和择校的压力会对中国的生育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可能比前面所提的任何一项单独的降低成本的措施都要大，但是之所以我们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后是因为，教育改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各方利益的极其复杂的制度设计。短期几乎没有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虽然困难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理想化的建议，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根本上要改的是减少各种分层考试，最理想的是把分层考试放在大学毕业（相当于考研）。然后把中学阶段差不多两年的考试准备省下来。具体是要普及大学教育，推迟普职分流到大学甚至是研究生阶段，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成一种进大学资格考试，淡化名牌大学的本科教育。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和用人单位通过大学生毕业考（也就是考研）来筛选学生。这样就可以使得中学生不需要为了中考和高考浪费两年的刷题时间，由此中学阶段的学习可以缩短两年，让大部分学生可以在20岁左右就大学毕业，提前两年走上社会或进入研究生院。

当然我们知道，上述改革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是非常有争议和有难度的，也牵涉到很多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没有深层次的考试和学制的改革，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是没有效果的甚至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和扭曲。而且现在的教育体制不仅导致了低生育率，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和人才流失。所以潜在的改革的好处是巨大的，是值得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比如仅仅看缩短学制的直接效应，如果大部分人能够提前两年大学毕业，额外的两年对于每个人工作四十年的职业生涯来说就是额外的5%的贡献和收入，也就能把整体社会的效率至少提升5%。尤其是对于高学历的女性，多了两年的时间，就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组织家庭和职业发展。

估计效果：教育改革太复杂，未来落地的政策很难预测，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难以估计，但是天花板是非常高的，可以提升高达30%的生育率，比以前任何一项单项措施的效果都大。

表18:减轻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议和预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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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估算是根据本报告养育成本降低的幅度来推算，实际效果取决于政策落实的力度和广度。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14、结论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中国几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几乎全球最高的生育成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住房等因素。非常有必要通过多项补贴生育的政策，来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面对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双重下行压力形势，我们建议通过补贴生育、增加出生人口，来有效缓解经济低迷，提振社会信心。短期来看，补贴生育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补贴生育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附录：有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更详细内容

如何估算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多篇论文，发现具体数据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张琪和初立明发表在《人口与经济》杂志2020年第5期的论文《养育孩子会使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多少? ——家务劳动时间细分的视角》，研究发现：相对于无子女，生育一孩会使女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增加2.08小时，生育二孩会使女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在一孩基础上再增加0.76小时，即达到2.84小时。

而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发表在2018年7月《妇女研究论丛》的论文《时间都去哪儿了?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女性在生育子女以后，她们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会比未婚时减少2.811 小时，闲暇时间也要减少2.106 小时，而这些减少的时间几乎全部增加到了家务时间之中。

许琪的这项研究把每天的时间分为四大类：生理时间、工作时间、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其中，生理时间包括睡觉休息时间、餐饮时间和个人卫生活动时间；工作时间包括主要工作时间、兼职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家务时间包括家务劳动时间和照料家人时间；闲暇时间包括个体用在看电视、阅读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娱乐、体育锻炼等各项没有包含在前三类时间中的时间。此外，为了兼顾工作日和休息日，我们将受访者在工作日的时间乘以5/7，而休息日的时间乘以2/7，并将两项加总，从而得到一个综合性的时间测量指标。

根据受访者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和最年幼子女的年龄这三个变量将个体生命历程分为6个阶段:未婚、已婚无子女、有0－2 岁子女、有3－5 岁子女、有6－14 岁子女、有15 岁及以上子女。

图3: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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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许琪论文《时间都去哪儿了?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
从上面的图3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平均每天在花费在生理、工作、家务和闲暇四个方面的时间均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男性平均每天的工作和闲暇时间比女性长，而生理时间和家务时间比女性短。

图4:男女在各项时间上的差异随生命历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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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许琪论文《时间都去哪儿了?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

如图4所示，当个体处于未婚状态时，男女在各项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虽然存在，但都很小。但是，随着结婚和生育事件的发生，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越来越大。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杜凤莲、赵云霞、钟森丽合写并发表在《劳动经济研究》2023年第3期的论文《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利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 (CTUS) 数据研究育儿对父母时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孩家庭中，孩子处于0-6岁、7-12岁和13-18岁时，母亲的无酬劳动时间（家务时间）分别增加2.033小时/天、0.930小时/天、0.633小时/天；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797小时/天、1.095小时/天、0.719小时/天。仅0-6岁的孩子会显著减少母亲有酬劳动时间（工作时间），为1.554小时/天，其他年龄段对母亲的有酬劳动影响不显著。对相应年龄段的二孩家庭，母亲的无酬劳动时间分别增加2.142小时/天、2.296小时/天、1.611小时/天；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996小时/天、1.303小时/天、1.232小时/天；有酬劳动时间减少2.478小时/天、1.576小时/天，对孩子处于13-18岁的母亲有酬劳动时间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考虑到各年龄段子女对父母时间配置影响不同，对子女年龄分段进行测算父母的育儿时间成本，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19:杜凤莲等：各年龄段子女育儿时间成本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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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发表在2021年第5期《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从父职工资溢价到母职工资惩罚——生育对我国男女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研究（1989-2015）》，生育子女之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要求女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子女照料，这会影响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导致“母职工资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而男性的收入不仅不会受到生育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因传统家庭角色赋予的养家需要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出现“父职工资溢价” ( fatherhood wage premium)。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杨凡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何雨辰发表在2022年第5期《人口研究》上的论文《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发现，女性的“母职惩罚”具有阶段性差异：生育一孩后的0～3年内，女性劳动参与率会下降约17%，每月工作小时数会减少约22小时；而在生育的4年及以后，女性劳动供给水平能够回升至生育前的水平。女性生育二孩的“母职惩罚”程度小于生育一孩，这表明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边际递减的。

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倩、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和张晓波在2022年3月发表的文章《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采用丹麦学者的研究来推算中国的数字，得出的结论是，全国女性平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惩罚”（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达到57万元，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惩罚为77万，农村居民的生育惩罚为31万。虽然刘倩等人的估算未必准确，我们在本报告的正文里也没有采用这个数据，但刘倩等人的政策建言有助于引起人们关注女性生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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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许琪：2021年第5期《社会学研究》：从父职工资溢价到母职工资惩罚——生育对我国男女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研究（198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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